在与湖北省保康县毗邻的房县境内，有一个被群山圈起的长沟，宛如一个“大葫芦”。沟里住着14户人家，59口人，常常寂静得不闻人声。偶尔有“哞哞”声传来，定是沟里仅有的两头黄牛在悠闲地打着嗝。常听人提起的“药峪沟”，便是此处。
奇怪的是，沟里住的全是保康县台口村7组的村民。沟外别有洞天，全然一幅“房县”景象。整个7组竟与台口村隔了5公里之遥，处在房县圈内，俨然县中县。于是，沟外的人便戏称这个组为“飞来组”。沟里人也开玩笑说：“我们这儿是山里的孤沟。四周环山不说，出沟所见，皆非故乡山水故乡人。”
保康县勘界办副主任许长权告诉我，很多县市都有这样的“飞地”，仅保康境内，大大小小就有一二十处。“飞地”大到一个管理区，小到一个山角、一亩地，甚至一户人家。房县榔口乡珠藏洞整个管理区就是一块面积约1500平方公里的“飞地”，分别飞往了保康和谷城。而保康县金斗乡黄家厂村有一户人家却独自“飞”去了房县，其厕所尚在本村，房屋已在房县境内。
那么，到底该以怎样的文字来诠释它———“飞地”呢？用湖北省襄樊市勘界办副主任郝文成的话说，“飞地就是由于多种历史原因跨越了一方行政区划，但管理使用权仍归其所有的土地。”
如此说来，“飞地”至今犹存，应是多年来的历史遗留问题了。凝神静听村民们细说其因，倒有无数俗趣在其中。
解放前，大户人家大多拥有山场或耕地，若逢女儿出嫁，除以金银财宝相赠外，往往还要送上部分山、地作为陪嫁，既显示了排场，也好让女儿一过门便能取得一定的地位。然而，姑娘远嫁他乡，带走的只是土地的使用权，土地本身是搬不走的，于是，陪嫁地便成了“飞地”。
再者，当时的行政区边界线很模糊，尤其是荒山野地少人问津，双方主管部门也便默许了“谁耕作管理，地便归谁”。慢慢地，便有那先觉者勤勤恳恳地开起了荒，并种上药材什么的，以增加收入。后来，随着种植规模越来越大，开荒面积便自然而然向界外延伸。久而久之，跨界开荒部分也权属有归，成了如今的“飞地”。还有一种情形就是，私人购买了山场、土地，后又举家搬迁，地仍在，权依旧，人在异乡，自然也成了“飞地”。
此外，土改时，土地、山林划归农户，且允许农户带地自愿择社（农业生产合作社）而入，带此地入彼社的现象自是难免了。这也是“飞地”形成的一个原因。
在如此特殊的情况下，“飞地”居民与本地百姓相处如何呢？郝副主任的回答简洁明了：“友好但不亲近，两地村民基本上是各归其主，各守其规，互不相扰。”
但双方也并非绝无争议。多年前，襄城区余家湖水洼村一女嫁到襄阳县东津镇下洲村时，带去了两块陪嫁地，这在当时是无可厚非的。可近年来，双方有关部门却为这两块地的权属所归发生争执，互不相让。直到1992年底市勘界办出面调解，将双方的习惯线平移500米，事情方才了结。
由此可见，“飞地”的存在或多或少给行政区划边界线的管理、百姓生产发展等带来了不便，但因事关群众切身利益，有关部门只能在“群众自愿，政府许可”的前提下，本着“尊重历史，照顾现实，兼顾双方群众利益”的原则作些调整，或动员双方以地换地。可到目前为止，已经调整的“飞地”也不过十多处。
“飞来组”组长孟思雨的一番心里话或许能说明点什么：“我们祖祖辈辈都住在这里，早已习惯了这里的村规民约、人情往来、生活生产。躲在这个‘世外桃源’，穷是穷点，但‘根’却是无法割舍的。”
不过，郝副主任认为，“随着经济的发展，老百姓观念的转变已是必然。到那时，‘飞地’问题就会迎刃而解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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